是一股怎样神秘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将这群来自各个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素养的人组合成强大的队伍，完成这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这样的力量在今天意义何在？
    长征是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长征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牺牲惨重……然而，长征仅仅是这些吗？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社会各界纷纷以诸多形式追忆和怀念长征。在这些长征“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人对长征历史和精神的热切探求。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这句曾经流传甚广的俗语，曾经激励了一辈辈的中国人。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用民间老百姓最朴实的语言概括就是“苦”，长征精神最核心的也是“吃苦”。的确，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长征是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牺牲惨重……然而，长征仅仅是这些吗？它的沉重而丰富内涵能用如此寥寥数语概括吗？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追随作家王树增的巨著《长征》，重新体验一个更接近历史原貌的长征，挖掘以往不为人知的细节，思考和重新定位“长征”给予我们的精神资源。 　　
    打开这本花费作家5年心血的《长征》，我们会惊讶地读到诸如以下的细节：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精英、军事天才和无数赤贫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完成的。世界上不曾有过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他们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沼泽地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处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400场以上，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红军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在长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如此之多的“世界之最”足以说明长征的历史分量。但是，如果它仅仅是一份记录，而不是鲜活的精神传承，再多的“世界之最”终将失去它的光辉和价值。作家写作的目的也并非呈现鲜为人知的长征资料，其用意在透过这些细节思考“长征”精神，是一股怎样神秘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将这群来自各个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素养的人组合成强大的队伍，完成这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这样的力量在今天意义何在？这无疑是潜在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一再追寻长征历史的最终动因。 　　
    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然而，随着岁月的冲洗，它在成为一个公共历史符号的同时，与新中国的年轻一代隔阂日益加深。 　　
    长征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长久以来，长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认知上遭遇冷落由来已久。随着岁月的冲洗，它在成为一个公共历史符号的同时，与新中国的年轻一代隔阂日益加深。问题不仅在于今天社会的经济中心论，更是文化的失职。当国内大小媒体将疲惫的眼光转移到早已淹没于历史烟尘的事件，力图打捞历史的沉沙战戟时，国际上早就开始关注红军长征。这些异文化的使者，用他们的眼和心观察、记录长征历史，站在他们的文化立场对长征做评析。正是他们，让世界知道有这样一群中国人作出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事件，明白还有一种民族精神会如此坚韧。这群外国作家值得我们铭记，更值得我们反省自身文化之缺失。 　　
    翻开他们的著作，我们在为自己单薄的历史想象羞愧之余，应该对这群异文化使者充满敬佩，他们早已加入到中国历史复原工作的前沿。他们对于长征的深入的认识和思考，甚至足以让今天对长征缺乏基本认知的中国人汗颜。 　　
    如果说，关于长征的丰富著述是外国人对长征的精神向往的话，更让中国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些年媒体的零星报道中，许多外国人陆续走在当年的长征路上。 　　
    1981年7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携带全家重走长征路。成为踏着长征路线上红军足迹旅行的第一批美国人。 　　
    2002年10月，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与他的朋友马普安一起，从江西出发，经过300多天的长途跋涉，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程。后来，他们还以这次经历撰写编著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几年前，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侍卫长武大卫，也于去年3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长征路线艰苦跋涉，最后到达了陕西吴起镇。 　　
    还有更多人在走…… 　　
    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们的脑海中升起：为什么长征引起了世人如此持久和广泛的关注？ 　　
    而早在2000年，刚写完《远东朝鲜战争》的作家王树增，大概比今天所有凑纪念热闹的人更早地沉浸在这个巨大的问题之中。 　　
    对许多期待《长征》出版的人来说，王树增另外回答的一段话有点意外。他说，希望这是一部写给中国当代青年人读的书。“前几天报纸上说，一个博士自杀了，一个硕士跳楼了。我就自问，我们当代的青年怎么了？只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就不光是属于我们的。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当代青年的内心是多么脆弱！远的不要比，我们只要比一下70年前走在长征路上的那群小红军。他们是那时候的青年。红军的成分是非常年轻的，二十几岁就可能是高级干部了，十几岁就当师长了，战士十三四岁的很多，打起仗来勇猛无比。在我整理长征和红军的资料中，常常可以听见红军战士的歌声，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柱能够使他们在如此情境下还能唱歌，而且他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他们快乐什么？他们的物质贫乏到极点，战斗和牺牲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但他们依旧是快乐的！快乐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而他们得到了。今天的年轻人物质生活上没什么可说的了，而他们不快乐！不快乐，谈什么事业、个人幸福、民族幸福！不快乐了，就绝望自杀？”在采访过程中，王树增告诉记者，他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年轻读者。“我想告诉青年人，我们近些年来好像一说信仰和信念，就是很老派的说法，实际上，这是当代青年人的一个认识误区。我认为信念和信仰是一种宗教情结，每个人心中必须有一块圣地，没有圣地，你的心灵就是荒芜的。” 　　
    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之间的搏斗，而这些搏斗将在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长途中延续下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书写永远是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如何写出一部21世纪的中国人所认知的长征？ 　　
    王树增的《长征》告诉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如何认知长征。和很多写过长征的人一样，王树增面对的是关于长征卷帙浩繁的著作和史料：正规出版部门出版的党史和军史，所有将帅的回忆录，中层以下的当事人的会议材料，国民党档案和有关人员留下来的回忆……但是，如何在这些材料中找出新知？而不是为了揭示所谓的“历史内幕”？ 　　
    王树增说：“我想我努力提供的，首先不是内幕，我能叙述出来的，就不是内幕。我想告诉读者我对长征的新的认知，从今天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中国人对历史认识的心路历程的角度，提供新的认识。” 　　
    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是认知历史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现实意义所在，成功地写过《远东朝鲜战争》、《1901》的王树增熟稔此道。在和著名作家莫言的一次对话中，王树增说出了这段有关非虚构写作的箴言：“‘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事件。写小说的人对所谓情节的编织其实远不如历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动。”王树增深知，只有通过大量的奇妙生动历史生活细节，才能展示长征对于人类进步的永恒的价值。因此，在各类参差不齐的作品和材料中若隐若现的历史线索中，王树增找到了长征历史中的丰富细节，它们将历史和我们的心灵勾连到一起，展示了历史丰富的意味。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理想和信念结出的硕果，而信念和理想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完整同样重要。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之间的搏斗，而这些搏斗将在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长途中延续下去。这就是长征的永恒价值所在，也是长征在21世纪给我们提供的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出处:中国教育报]